5月17日晚，74歲的胡德夫出目前上海文化廣場的舞臺上，皮膚的黝黑與眉發的雪白形成鮮明的比較。他粗大的手指，在黑白琴鍵上那麼自由靈巧，一開口，胸腔里的寬廣，仿佛能容下高山、大海、土地春風。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海角。
他在臺灣少數民族千年古謠《來甦》中，填進馬致遠的《秋思》，竟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旅人對家鄉深厚的懷思在這字眼與旋律中打轉，連氣味和嘆詠都一一契合。
50年前，胡德夫舉辦了臺灣華語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場個人演唱會《美麗的稻穗》；50年后，他帶著《匆匆50年》音樂會來大陸巡回演出。從大武山下牛背上的小孩，到臺灣民歌運動的先驅，到為臺灣少數民族權益奔走的斗士，胡德夫一路走一路唱，從未停歇。
他的歌里，總能聽到對鄉愁的詠嘆，對人的悲憫，對時代的追問。
回到家鄉
胡德夫出生于臺灣臺東縣太麻里，身上流淌著卑南人和排灣人的血液。在大武山懷抱中，在太麻里溪谷中，有他和他的牛，還有滿山的月桃花、飛舞的蝴蝶，以及在天上自由飛行的母鷹和小鷹。
11歲那年，胡德夫考入淡江中學。在瞎眼大哥的護送下，他打著赤腳從山谷走向城市。剛到淡水，他曾寫明信片給父親：請把牛寄過來，這里有一大片青草地，我可以一邊唸書一邊放牛。后來他才知道，那是一片高爾夫球場。
22歲那年，胡德夫寫下人生中的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此后漫長的半個世紀，他寫下很多關于家鄉的歌，《太平洋的風》《大武山美麗的媽媽》《一幅畫》。
幾年前，北漂了50長年的游子胡德夫，回到家鄉定居，回到太平洋邊，大武山下。他有一首歌叫《最最迢遙的路》，你我需穿透每場虛幻的夢，最后走進自己的田，自己的門。
周末周刊：離開幾十年，重回家鄉，那里變化大嗎？
胡德夫：有一些變化，但環境還是那麼美，對我來講，那是臺灣目前唯一的一片凈地。這種生活方式當然也遭受許多沖擊，許多青年人也離開了。我們返來，就來填補這一點空間。
周末周刊：在家鄉的一天都如何渡過？
胡德夫：你知道我離開家鄉那麼久，有那麼多的朋友，那麼多影像當中的事情，都想再去重溫。有時候會到各個部落去看看，去聽聽大家在說什麼。看看他們憨實誠懇的臉色，聽聽他們從心里面發出的歌聲。
目前我家里有6只狗、12只貓，都是撿來的流浪動物，我以前也流浪過，所以想要給它們一個家。所以責任很大，它們病了不能不管，打架的時候還要勸架。
平日我會一大早起床，遛遛狗，走到入海口，去看看日出。太陽出來，每日都像奇跡一樣發作。然后，回到家，彈彈琴，寫寫歌。
我以前沒有孫輩，但這幾年，突兀多了6個孫後代女，最大的上一年級，最小的才一歲半，我會花時間去伴隨他們。
周末周刊：你會給他們唱歌嗎？
胡德夫：會，我會給我的孫女唱我自己寫的歌《臍帶》：我永遠是您懷中的寶貝，視線里的焦點。她喜愛聽我唱歌，老是拉我到鋼琴邊，讓我給她唱。就像我小時候，老是坐在祖父的膝頭，聽他唱歌。
周末周刊：孫後代女出生之后，你身上發作了什麼變更？
胡德夫：我曾是一個沒有家的觀念的人，一直在流浪，他們給了我一個答案。我為什麼返來？我返來伴隨誰？我最有限的生命有什麼渴望？有他們，就有答案。
周末周刊：據說你在臺東開了一家牛肉面店，太太在經營，她最拿手的菜是什麼？
胡德夫：我們已經把它變成餐廳了，我太太從初中就開始學料理，一直到研究所都在學。想讓她可以學有所用，也可以研發一些新的菜肴。我太太最拿手的是煮山菜，便是來自我們當地的野菜。
周末周刊：你的歌老是在唱家鄉，唱大武山，唱嘉蘭，家鄉為何能給你源源連續不斷的創作靈感？
胡德夫：家鄉，便是你從小到大，滋養著你的場所。我小時候就但願能永遠留在這片山谷，這里有我自己的天空，自己的菜地。11歲離開家去遠方唸書，媽媽流淚了，山谷似乎也在嘆氣。
我記得我剛剛從山谷來到都市的時候，覺得城市好大啊，人海茫茫，找不到歸屬感。哥哥送我去淡江中學，我極度難受應，問了哥哥一句話：他們聽得懂我說的話嗎？
果然，由於帶著很重的鄉音，同學們都無知道我在說什麼，我就經常跑到校園外的相思樹林里，把相思樹起成小學同學的名字，然后用排灣人的語言跟它們發言，我自己答覆。我問它：你要去哪里？做什麼？要不要跟我去放牛？
城市跟山谷的分別很大，在茫茫人海之中，每日都會想家，想家鄉的青山綠水，想起家鄉，會躲到棉被里，不讓別人看到自己的眼淚。所以會想起家鄉的歌，它會帶我飄回那里。
周末周刊：1974年，你舉辦了臺灣華語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場個人演唱會，唱了楊弦譜寫的《鄉愁四韻》，來自余光中的詩。余光中也曾是你在臺大的教師，他如何陰礙了你？
胡德夫：由於唱《鄉愁四韻》，我才真正讀懂余光中教師心中的那份鄉愁，是一個很大的鄉愁，是幾百萬人的鄉愁。我的很多老朋友有生之年無法回到大陸，回到家鄉。每當唱起這首歌，我老是心有不舍，感遭受很多人生離死別、分隔兩岸恒久的傷痛。
周末周刊：今日，許多青年人都在異鄉流落，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心靈的家鄉？
胡德夫：城市大部門的樣子都一樣，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總有一種流落的感到，總有一種鄉愁。
要融入這里的生活，那就用腳步去測量吧。一面走，一面唱歌，一方面是排遣鄉愁，讓自己不高傲；一方面是壯膽，這樣就可以繼續往前，一探虛實。
不過，目前通信很發達，假如有想念的人，就打電話，聽聽他們的聲音，想聽家鄉的歌，在手機上也可以立刻聽到，我們可以和我們曾經擁有的、感念的事物很近。
自己的歌
22歲那年，胡德夫因身體舊疾從臺大英文系輟學。傳來父親患上食管癌的動靜，他每日打兩份工換取醫藥費：白天在紡織廠當英語秘書，晚上在洛詩地（The Lost City）鐵板燒當店長。
經朋友介紹，他又找到了第三份工作：每周一三五去哥倫比亞咖啡館駐唱。在那里，他熟悉了李雙澤和楊弦。
胡德夫至今記得第一次見李雙澤的場景。一個胖胖的、胸前掛著相機的男性，乒乒砰砰地走上哥倫比亞咖啡二樓的迴旋樓梯，坐在舞臺前第一排，對他說：胡德夫，據說你是卑南人，要不要唱首卑南民歌來聽聽？
苦思之后，胡德夫唱了卑南語的《美麗的稻穗》來往應他，沒想到唱完之后，全場起立拍掌，而這一切震驚著他。
屬于胡德夫的音樂故事就此揭開序幕。他開始思索：什麼是自己的歌？我們能不能唱自q8娛樂城免費註冊己對所處時代的感受？
周末周刊：遭受朋友的勉勵之后，你都做了些什麼？
胡德夫：我在想，下次上班要唱什麼歌？我就打電話回家，通知我姑媽，你迅速教我兩首卑南人的歌，又打電話給阿妹，還有阿妹的同學，每人教我兩首歌。這樣，一個星期我就學會了六首歌，有唱阿里山的歌，有唱阿美女的歌。
后來，我們三個臭皮匠就常常在一起。他們都在寫自己的歌，李雙澤在寫《我知道》，楊弦在寫《鄉愁四韻》。我連譜子都不會看，我寫什麼歌呢？
李雙澤說：你不是經常講小時候放牛的事，那你就寫寫看。我覺得他說得對，就開始寫《牛背上的小孩》了。
周末周刊：當年臺灣的民歌運動陰礙了大陸的一代青年人，你懷舊那個時代嗎？那個時代為何會誕生那些歌？
胡德夫：我們那時被以為是無病呻吟的一代。我們不是學音樂的，但我們心里對音樂有強烈的渴慕，想要唱出那個時代的聲音，那個時代的人和事。那時覺得，我們的土地很荒蕪，固然大家都在陶然地唱歌，但唱的許多歌都是英文的，沒有自己的歌。
我們就決意，還是要提起自己的筆來，讓文字變成書本，讓曲調變成歌，變成詠嘆和吶喊。我們要唱我們這群青年人，如何看待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看世世代代的苦楚，看篳路藍縷四個字的意義。我們那一代的人，便是這樣走出來的。
周末周刊：從幾個青年人的追問開始，如何掀起了一場民歌的浪潮？
胡德夫：實在我們不曾覺得，是我們打開民歌的門。最主要的，是發明本來我們都可以唱歌，我們的民歌可以陰礙到臺灣流行歌曲的花樣，陰礙到華人地域青年的人們。
他們拿起筆去寫自己眼睛看到的、生活履歷的，以及對明天的渴望。最后，百花齊放的時代就來到，羅大佑也寫，李宗盛也寫，大家都在寫歌。目前回頭去看，是差異的聲音，差異的溪流，匯成這樣一個流域。
周末周刊：有十年的時間，你為臺灣少數民族權益奔走呼號，不能唱歌，為何還是義無反顧？
胡德夫：以前我們唱鮑勃迪倫的歌，他說你要別過幾回頭去，假裝你沒有看見？這句話很感動我。那十年沒有唱歌，也處在人生低谷，但我沒有截止創作。
假如沒有去做那些事，我就不會寫出《大武山美麗的媽媽》《太平洋的風》《最最迢遙的路》這些歌。我慢慢相信，歌是有氣力的，這也是我唱歌的理由。
周末周刊：《匆匆》這首歌激勵人們愛惜年華。但在今日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許多青年人會感覺很渺茫、疲勞、浮躁。我們如何在越來越快的世界里找到內心的從容？
胡德夫：我想跟青年人說，這個世界上有許多高矮、得失、輸贏，要理解有取有舍。這個世界的許多東西你可以不必知道，你可以不要，但要理解滿足，不要勉強自己去得到什麼，或者從別人身上拿掉什麼變成自己的。我覺得最主要的是，找到自己最好的載體，去顯現自己的天賦。
當我們感覺渺茫的時候，不妨去聽一聽比我們弱小的人的聲音，去了解和關注他們的生活。你會在此中吸取到悲憫，會一邊走一邊去給予，而不是去索取。
周末周刊：當年的唱片業對照發達，好的歌出來了大家都會聽到，但是目前是一個零碎化的時代，許多差異的聲音出現，很容易被掩蓋。你對青年音樂人有什麼發起？
胡德夫：目前的確比以前更吃力。我但願青年的音樂人可以利用好手邊的載體，選擇你最想要表現的東西去表現。實在名氣就像是一種濁氣，反而是有些不求名的人，創作出的作品能產生更大的陰礙。
不要管歌曲出來之后，其它人說什麼，最主要的是那時的那種純凈的方法是什麼，你為什麼要譜寫它。我覺得，目前的青年一代比我們那個時候加倍勇壯，有許多的材料可以去創作，有更廣闊的天地去試探。
一座大橋
1989年，胡德夫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跟他一起來的有一位同族的教授，據說自己的表哥還在世，要去北京看他。教授一下飛機就趕到北京飯店與表哥謀面，三個人唱起《美麗的稻穗》，抱成一團流淚。
自2024年以來，胡德夫多次來大陸演出，和很多大陸音樂人成為朋友。他去過北京、上海、云南、甘肅、四川、廣東等地。本年央視春晚，胡德夫參演了《我的故鄉我的歌》，唱了一首臺灣少數民族歌曲《美哉今夜》，還參演了山東民歌《誰不說俺故鄉好》。
他記得，李雙澤生前說，要寫首《一座大橋》，含義兩岸人民在橋上穿行往來，溝通問好。在胡德夫看來，最好的歌便是一座橋，每個人都該做大橋的橋墩、欄索和螺絲釘。
周末周刊：間隔上次來上海開音樂會，已途經去五年了。上海對你來說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胡德夫：這次來住在東湖路，旁邊都是梧桐樹，弄堂里有一些小餐廳，一樓二樓三樓都好吃，一個小店就兩三桌，都是老媽媽在那里煮飯。上海是一個新舊融合的城市，差異國家、差異地區的人，都跑到這邊來，我也很喜愛這座城市。
周末周刊：目前聽你唱歌，感到和青年時的聲音天差地別。鮑勃迪倫和科恩也是，本來一個人的聲音會發作那麼大的變化，一首歌的演繹也可以發作那麼大的變化，這讓我很驚訝。
胡德夫：我記得2024年鮑勃迪倫來臺北，我跟朋友們一起去聽，他唱《Bloing in the ind》，跟唱片里聽到的完全不一樣。
聲音會發作變化，唱歌的人也在發作變化，對同一首歌的懂得也在變更。由於年紀大了，履歷的東西多了，你對事物的讚歎會發作變化。我覺得，很多歌不但在誕生的時代有意義，跟著時間的流逝，它會在新的時代產生新的意義。
比如瓊尼米歇爾的《Both Ses No》，她唱了人生的一體兩面，唱出人生走在這個世界上的迷惘跟迷失。唱了許多年后，年邁的民歌手皮特西格回應了她，像一個老人家通知孩子。他說，女兒啊女兒，你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我們的生活高下倒置，老是找不到愛，但最后的最后，我們都會歡迎太陽。
周末周刊：你也會給自己曾經的歌參加新的內容，讓一首歌連續不斷演變嗎？
胡德夫：會，《牛背上的小孩》便是。以前，是從孩子的視角去唱，后來我參加了賀知章的《回家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見面不相熟，笑問客從何處來。于是就有了告老還鄉的感到。
還有臺灣的千年古謠《來甦》，參加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后，詞與曲如此契合，由於這些都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產物，太妙了。
周末周刊：你喜愛賀知章、馬致遠的詩詞，也喜愛泰戈爾、余光中的詩歌。你翻譯過泰戈爾的《飛鳥集》。你對詩歌的喜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胡德夫：最早是高中的時候，由於我們卑南有語言但沒有文字，在我開始吸取國語、英語的過程中，才發明了文字的美，然后愛上了詩歌。由於詩歌可以用最凝練的文字去表白最纏綿、最遼闊的東西，那麼小而有力，太驚人了。
周末周刊：當你寫歌詞的時候，怎麼去找到最凝練的語言，自己的語言？
胡德夫：我腦筋里常常會自己跑出一些文字來，我就寫下來，一點一點去改動，找到更簡樸但準確的字眼，慢慢就有了一首歌詞。固然目前70多歲了，但我還在試探新的語言。
周末周刊：你有很多歌成為兩岸人民共同的影像。一首歌可以流傳下去，最主要的特質是什麼？
胡德夫：越寫越會這樣覺得，動聽的歌許多，但常常會問自己，有意義的歌在哪里。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誠懇，不要添加很多虛妄的東西在里面。只有從心里發出的歌聲，才會感動人。
周末周刊：你會寫到什麼時候，唱到什麼時候？
胡德夫：我的音樂不是坐在書桌前寫出來的，是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唱出來的。我覺得到目前，我才走了一半。還有許多的場所還沒有去，許多精彩的人還沒碰到，許多的歌還沒有寫出來，許多的聲音還沒有發出來。我還想權力寫，權力唱。
周末周刊：今日，我們需要怎樣的歌？
胡德夫：今日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時代。臺灣和大陸，人民和人民之間，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我但願音樂可以是一個橋梁，把我們連結在一起，兩岸人民可以在橋上穿行往來，溝通問好，互相擁抱，而我愿做橋上的一顆釘子。我們今日可以有許多柔軟的歌，去重溫同胞手足的情誼，我們曾經那麼近，沒有隔閡，我們也可以一起憧憬更好的未來。
胡德夫
臺灣音樂人，臺灣民歌運動的建議者之一，被譽為臺灣民謠之父。2024年4月，個人首張音樂專輯《匆匆》發布，次年，歌曲《太平洋的風》獲2024年金曲獎最佳詞人獎、最佳年度歌曲。2024年底，第三張專輯《芬芳的山谷》發布，次年在華語金曲獎音樂盛會獲最佳國語專輯和最佳民謠藝人兩項大獎。著有隨筆《我們都是趕路人》《工夫洄游》。
5月17日晚，74歲的胡德夫出目前上海文化廣場的舞臺上，皮膚的黝黑與眉發的雪白形成鮮明的比較。他粗大的手指，在黑白琴鍵上那麼自由靈巧，一開口，胸腔里的寬廣，仿佛能容下高山、大海、土地春風。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海角。
他在臺灣少數民族千年古謠《來甦》中，填進馬致遠豪神娛樂城 優惠信息的《秋思》，竟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旅人對家鄉深厚的懷思在這字眼與旋律中打轉，連氣味和嘆詠都一一契合。
50年前，胡德夫舉辦了臺灣華語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場個人演唱會《美麗的稻穗》；50年后，他帶著《匆匆50年》音樂會來大陸巡回演出。從大武山下牛背上的小孩，到臺灣民歌運動的先驅，到為臺灣少數民族昊陽娛樂城返水權益奔走的斗士，胡德夫一路走一路唱，從未停歇。
他的歌里，總能聽到對鄉愁的詠嘆，對人的悲憫，對時代的追問。
回到家鄉
胡德夫出生于臺灣臺東縣太麻里，身上流淌著卑南人和排灣人的血液。在大武山懷抱中，在太麻里溪谷中，有他和他的牛，還有滿山的月桃花、飛舞的蝴蝶，以及在天上自由飛行的母鷹和小鷹。
11歲那年，胡德夫考入淡江中學。在瞎眼大哥的護送下，他打著赤腳從山谷走向城市。剛到淡水，他曾寫明信片給父親：請把牛寄過來，這里有一大片青草地，我可以一邊唸書一邊放牛。后來他才知道，那是一片高爾夫球場。
22歲那年，胡德夫寫下人生中的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此后漫長的半個世紀，他寫下很多關于家鄉的歌，《太平洋的風》《大武山美麗的媽媽》《一幅畫》。
幾年前，北漂了50長年的游子胡德夫，回到家鄉定居，回到太平洋邊，大武山下。他有一首歌叫《最最迢遙的路》，你我需穿透每場虛幻的夢，最后走進自己的田，自己的門。
周末周刊：離開幾十年，重回家鄉，那里變化大嗎？
胡德夫：有一些變化，但環境還是那麼美，對我來講，那是臺灣目前唯一的一片凈地。這種生活方式當然也遭受許多沖擊，許多青年人也離開了。我們返來，就來填補這一點空間。
周末周刊：在家鄉的一天都如何渡過？
胡德夫：你知道我離開家鄉那麼久，有那麼多的朋友，那麼多影像當中的事情，都想再去重溫。有時候會到各個部落去看看，去聽聽大家在說什麼。看看他們憨實誠懇的臉色，聽聽他們從心里面發出的歌聲。
目前我家里有6只狗、12只貓，都是撿來的流浪動物，我以前也流浪過，所以想要給它們一個家。所以責任很大，它們病了不能不管，打架的時候還要勸架。
平日我會一大早起床，遛遛狗，走到入海口，去看看日出。太陽出來，每日都像奇跡一樣發作。然后，回到家，彈彈琴，寫寫歌。
我以前沒有孫輩，但這幾年，突兀多了6個孫後代女，最大的上一年級，最小的才一歲半，我會花時間去伴隨他們。
周末周刊：你會給他們唱歌嗎？
胡德夫：會，我會給我的孫女唱我自己寫的歌《臍帶》：我永遠是您懷中的寶貝，視線里的焦點。她喜愛聽我唱歌，老是拉我到鋼琴邊，讓我給她唱。就像我小時候，老是坐在祖父的膝頭，聽他唱歌。
周末周刊：孫後代女出生之后，你身上發作了什麼變更？
胡德夫：我曾是一個沒有家的觀念的人，一直在流浪，他們給了我一個答案。我為什麼返來？我返來伴隨誰？我最有限的生命有什麼渴望？有他們，就有答案。
周末周刊：據說你在臺東開了一家牛肉面店，太太在經營，她最拿手的菜是什麼？
胡德夫：我們已經把它變成餐廳了，我太太從初中就開始學料理，一直到研究所都在學。想讓她可以學有所用，也可以研發一些新的菜肴。我太太最拿手的是煮山菜，便是來自我們當地的野菜。
周末周刊：你的歌老是在唱家鄉，唱大武山，唱嘉蘭，家鄉為何能給你源源連續不斷的創作靈感？
胡德夫：家鄉，便是你從小到大，滋養著你的場所。我小時候就但願能永遠留在這片山谷，這里有我自己的天空，自己的菜地。11歲離開家去遠方唸書，媽媽流淚了，山谷似乎也在嘆氣。
我記得我剛剛從山谷來到都市的時候，覺得城市好大啊，人海茫茫，找不到歸屬感。哥哥送我去淡江中學，我極度難受應，問了哥哥一句話：他們聽得懂我說的話嗎？
果然，由於帶著很重的鄉音，同學們都無知道我在說什麼，我就經常跑到校園外的相思樹林里，把相思樹起成小學同學的名字，然后用排灣人的語言跟它們發言，我自己答覆。我問它：你要去哪里？做什麼？要不要跟我去放牛？
城市跟山谷的分別很大，在茫茫人海之中，每日都會想家，想家鄉的青山綠水，想起家鄉，會躲到棉被里，不讓別人看到自己的眼淚。所以會想起家鄉的歌，它會帶我飄回那里。
周末周刊：1974年，你舉辦了臺灣華語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場個人演唱會，唱了楊弦譜寫的《鄉愁四韻》，來自余光中的詩。余光中也曾是你在臺大的教師，他如何陰礙了你？
胡德夫：由於唱《鄉愁四韻》，我才真正讀懂余光中教師心中的那份鄉愁，是一個很大的鄉愁，是幾百萬人的鄉愁。我的很多老朋友有生之年無法回到大陸，回到家鄉。每當唱起這首歌，我老是心有不舍，感遭受很多人生離死別、分隔兩岸恒久的傷痛。
周末周刊：今日，許多青年人都在異鄉流落，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心靈的家鄉？
胡德夫：城市大部門的樣子都一樣，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總有一種流落的感到，總有一種鄉愁。
要融入這里的生活，那就用腳步去測量吧。一面走，一面唱歌，一方面是排遣鄉愁，讓自己不高傲；一方面是壯膽，這樣就可以繼續往前，一探虛實。
不過，目前通信很發達，假如有想念的人，就打電話，聽聽他們的聲音，想聽家鄉的歌，在手機上也可以立刻聽到，我們可以和我們曾經擁有的、感念的事物很近。
自己的歌
22歲那年，胡德夫因身體舊疾從臺大英文系輟學。傳來父親患上食管癌的動靜，他每日打兩份工換取醫藥費：白天在紡織廠當英語秘書，晚上在洛詩地（The Lost City）鐵板燒當店長。
經朋友介紹，他又找到了第三份工作：每周一三五去哥倫比亞咖啡館駐唱。在那里，他熟悉了李雙澤和楊弦。
胡德夫至今記得第一次見李雙澤的場景。一個胖胖的、胸前掛著相機的男性，乒乒砰砰地走上哥倫比亞咖啡二樓的迴旋樓梯，坐在舞臺前第一排，對他說：胡德夫，據說你是卑南人，要不要唱首卑南民歌來聽聽？
苦思之后，胡德夫唱了卑南語的《美麗的稻穗》來往應他，沒想到唱完之后，全場起立拍掌，而這一切震驚著他。
屬于胡德夫的音樂故事就此揭開序幕。他開始思索：什麼是自己的歌？我們能不能唱自己對所處時代的感受？
周末周刊：遭受朋友的勉勵之后，你都做了些什麼？
胡德夫：我在想，下次上班要唱什麼歌？我就打電話回家，通知我姑媽，你迅速教我兩首卑南人的歌，又打電話給阿妹，還有阿妹的同學，每人教我兩首歌。這樣，一個星期我就學會了六首歌，有唱阿里山的歌，有唱阿美女的歌。
后來，我們三個臭皮匠就常常在一起。他們都在寫自己的歌，李雙澤在寫《我知道》，楊弦在寫《鄉愁四韻》。我連譜子都不會看，我寫什麼歌呢？
李雙澤說：你不是經常講小時候放牛的事，那你就寫寫看。我覺得他說得對，就開始寫《牛背上的小孩》了。
周末周刊：當年臺灣的民歌運動陰礙了大陸的一代青年人，你懷舊那個時代嗎？那個時代為何會誕生那些歌？
胡德夫：我們那時被以為是無病呻吟的一代。我們不是學音樂的，但我們心里對音樂有強烈的渴慕，想要唱出那個時代的聲音，那個時代的人和事。那時覺得，我們的土地很荒蕪，固然大家都在陶然地唱歌，但唱的許多歌都是英文的，沒有自己的歌。
我們就決意，還是要提起自己的筆來，讓文字變成書本，讓曲調變成歌，變成詠嘆和吶喊。我們要唱我們這群青年人，如何看待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看世世代代的苦楚，看篳路藍縷四個字的意義。我們那一代的人，便是這樣走出來的。
周末周刊：從幾個青年人的追問開始，如何掀起了一場民歌的浪潮？
胡德夫：實在我們不曾覺得，是我們打開民歌的門。最主要的，是發明本來我們都可以唱歌，我們的民歌可以陰礙到臺灣流行歌曲的花樣，陰礙到華人地域青年的人們。
他們拿起筆去寫自己眼睛看到的、生活履歷的，以及對明天的渴望。最后，百花齊放的時代就來到，羅大佑也寫，李宗盛也寫，大家都在寫歌。目前回頭去看，是差異的聲音，差異的溪流，匯成這樣一個流域。
周末周刊：有十年的時間，你為臺灣少數民族權益奔走呼號，不能唱歌，為何還是義無反顧？
胡德夫：以前我們唱鮑勃迪倫的歌，他說你要別過幾回頭去，假裝你沒有看見？這句話很感動我。那十年沒有唱歌，也處在人生低谷，但我沒有截止創作。
假如沒有去做那些事，我就不會寫出《大武山美麗的媽媽》《太平洋的風》《最最迢遙的路》這些歌。我慢慢相信，歌是有氣力的，這也是我唱歌的理由。
周末周刊：《匆匆》這首歌激勵人們愛惜年華。但在今日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許多青年人會感覺很渺茫、疲勞、浮躁。我們如何在越來越快的世界里找到內心的從容？
胡德夫：我想跟青年人說，這個世界上有許多高矮、得失、輸贏，要理解有取有舍。這個世界的許多東西你可以不必知道，你可以不要，但要理解滿足，不要勉強自己去得到什麼，或者從別人身上拿掉什麼變成自己的。我覺得最主要的是，找到自己最好的載體，去顯現自己的天賦。
當我們感覺渺茫的時候，不妨去聽一聽比我們弱小的人的聲音，去了解和關注他們的生活。你會在此中吸取到悲憫，會一邊走一邊去給予，而不是去索取。
周末周刊：當年的唱片業對照發達，好的歌出來了大家都會聽到，但是目前是一個零碎化的時代，許多差異的聲音出現，很容易被掩蓋。你對青年音樂人有什麼發起？
胡德夫：目前的確比以前更吃力。我但願青年的音樂人可以利用好手邊的載體，選擇你最想要表現的東西去表現。實在名氣就像是一種濁氣，反而是有些不求名的人，創作出的作品能產生更大的陰礙。
不要管歌曲出來之后，其它人說什麼，最主要的是那時的那種純凈的方法是什麼，你為什麼要譜寫它。我覺得，目前的青年一代比我們那個時候加倍勇壯，有許多的材料可以去創作，有更廣闊的天地去試探。
一座大橋
1989年，胡德夫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跟他一起來的有一位同族的教授，據說自己的表哥還在世，要去北京看他。教授一下飛機就趕到北京飯店與表哥謀面，三個人唱起《美麗的稻穗》，抱成一團流淚。
自2024年以來，胡德夫多次來大陸演出，和很多大陸音樂人成為朋友。他去過北京、上海、云南、甘肅、四川、廣東等地。本年央視春晚，胡德夫參演了《我的故鄉我的歌》，唱了一首臺灣少數民族歌曲《美哉今夜》，還參演了山東民歌《誰不說俺故鄉好》。
他記得，李雙澤生前說，要寫首《一座大橋》，含義兩岸人民在橋上穿行往來，溝通問好。在胡德夫看來，最好的歌便是一座橋，每個人都該做大橋的橋墩、欄索和螺絲釘。
周末周刊：間隔上次來上海開音樂會，已途經去五年了。上海對你來說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胡德夫：這次來住在東湖路，旁邊都是梧桐樹，弄堂里有一些小餐廳，一樓二樓三樓都好吃，一個小店就兩三桌，都是老媽媽在那里煮飯。上海是一個新舊融合的城市，差異國家、差異地區的人，都跑到這邊來，我也很喜愛這座城市。
周末周刊：目前聽你唱歌，感到和青年時的聲音天差地別。鮑勃迪倫和科恩也是，本來一個人的聲音會發作那麼大的變化，一首歌的演繹也可以發作那麼大的變化，這讓我很驚訝。
胡德夫：我記得2024年鮑勃迪倫來臺北，我跟朋友們一起去聽，他唱《Bloing in the ind》，跟唱片里聽到的完全不一樣。
聲音會發作變化，唱歌的人也在發作變化，對同一首歌的懂得也在變更。由於年紀大任你博娛樂城優惠費用了，履歷的東西多了，你對事物的讚歎會發作變化。我覺得，很多歌不但在誕生的時代有意義，跟著時間的流逝，它會在新的時代產生新的意義。
比如瓊尼米歇爾的《Both Ses No》，她唱了人生的一體兩面，唱出人生走在這個世界上的迷惘跟迷失。唱了許多年后，年邁的民歌手皮特西格回應了她，像一個老人家通知孩子。他說，女兒啊女兒，你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我們的生活高下倒置，老是找不到愛，但最后的最后，我們都會歡迎太陽。
周末周刊：你也會給自己曾經的歌參加新的內容，讓一首歌連續不斷演變嗎？
胡德夫：會，《牛背上的小孩》便是。以前，是從孩子的視角去唱，后來我參加了賀知章的《回家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見面不相熟，笑問客從何處來。于是就有了告老還鄉的感到。
還有臺灣的千年古謠《來甦》，參加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后，詞與曲如此契合，由於這些都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產物，太妙了。
周末周刊：你喜愛賀知章、馬致遠的詩詞，也喜愛泰戈爾、余光中的詩歌。你翻譯過泰戈爾的《飛鳥集》。你對詩歌的喜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胡德夫：最早是高中的時候，由於我們卑南有語言但沒有文字，在我開始吸取國語、英語的過程中，才發明了文字的美，然后愛上了詩歌。由於詩歌可以用最凝練的文字去表白最纏綿、最遼闊的東西，那麼小而有力，太驚人了。
周末周刊：當你豪神娛樂城 真實性寫歌詞的時候，怎麼去找到最凝練的語言，自己的語言？
胡德夫：我腦筋里常常會自己跑出一些文字來，我就寫下來，一點一點去改動，找到更簡樸但準確的字眼，慢慢就有了一首歌詞。固然目前70多歲了，但我還在試探新的語言。
周末周刊：你有很多歌成為兩岸人民共同的影像。一首歌可以流傳下去，最主要的特質是什麼？
胡德夫：越寫越會這樣覺得，動聽的歌許多，但常常會問自己，有意義的歌在哪里。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誠懇，不要添加很多虛妄的東西在里面。只有從心里發出的歌聲，才會感動人。
周末周刊：你會寫到什麼時候，唱到什麼時候？
胡德夫：我的音樂不是坐在書桌前寫出來的，是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唱出來的。我覺得到目前，我才走了一半。還有許多的場所還沒有去，許多精彩的人還沒碰到，許多的歌還沒有寫出來，許多的聲音還沒有發出來。我還想權力寫，權力唱。
周末周刊：今日，我們需要怎樣的歌？
胡德夫：今日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時代。臺灣和大陸，人民和人民之間，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我但願音樂可以是一個橋梁，把我們連結在一起，兩岸人民可以在橋上穿行往來，溝通問好，互相擁抱，而我愿做橋上的一顆釘子。我們今日可以有許多柔軟的歌，去重溫同胞手足的情誼，我們曾經那麼近，沒有隔閡，我們也可以一起憧憬更好的未來。
胡德夫
臺灣音樂人，臺灣民歌運動的建議者之一，被譽為臺灣民謠之父。2024年4月，個人首張音樂專輯《匆匆》發布，次年，歌曲《太平洋的風》獲2024年金曲獎最佳詞人獎、最佳年度歌曲。2024年底，第三張專輯《芬芳的山谷》發布，次年在華語金曲獎音樂盛會獲最佳國語專輯和最佳民謠藝人兩項大獎。著有隨筆《我們都是趕路人》《工夫洄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