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澤壇的建筑多，以方壇和皇祇室最為主要
京兆公園即北京的地壇公園，地壇公園原名方澤壇，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孫承澤的《春明夢余錄地壇》紀錄了建筑原由：那時朝中商討祭祀之事，禮臣夏言上奏說應當分祭天地，此乃古制。那時王汝梅、霍韜等強烈反對夏言的發起，皇帝很氣憤，嚴加斥責兩人，再次強調自己的禮法說，于是就在安穩門外建起了方澤壇。
為了建方澤壇，朝廷可謂大興土木。皇帝要求用紅黃玉來做祭天用的玉爵，戶部到處尋覓，卻找不到這樣的玉材，只好拿了一些紅瑪瑙等石給皇帝看。皇帝說可以臨時取代採用，但最后還是要找到真的紅黃玉。大臣向皇帝辯白說，內地所有的玉石大多出自西域以及藩屬國進貢，但都沒有紅黃兩色，不過可以想設法到邊疆等地高價尋訪。
嘉靖皇帝對這件事很頑固，至嘉靖十五年（1536），他命戶部去告訴吐魯番入供，但當地也未能找到。原任回回館通事撒文秀上奏說：二玉產在阿丹，去吐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為雌雄，有時自鳴。請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赍重貨往購之，二玉將必可得。（《明世宗實錄》）皇帝命撒文秀前去邊地訪求。
為了豐富方澤壇內的景緻，皇帝派人到浙江移栽了一些特殊品種的竹子。途經一年多的建設，方澤壇于嘉靖十年（1531）四月建成。對于其細節及配房，從《續文獻通考郊社五》紀錄來看，方澤壇的建筑雖多，但以方壇和皇祇室最為主要。皇祇室是供奉太祖朱元璋牌位的場所，每年到舉辦祭祀活動時，禮部等官員都會從皇祇室內請出太祖牌位，擺放在方澤壇上，祭祀完畢后再奉回皇祇室。
嘉靖十三年（1534），皇帝下令將圜丘定名為天壇，方澤壇定名為地壇。此時夏言已升為禮部尚書，他說圜丘和方澤本是法象定名，最好不要輕易更名，但為了省事，平時可稱為天壇、地壇，正式祭天的文書仍稱圜丘和方澤壇。自此之后，直至今天，人們一直稱方澤壇為地壇。
地壇一帶地理隨朝代更替而變化
地壇建成后，這一帶成為皇家禁地，凡是對此地有所損壞者，都會被判罪。《大明會典法規六》載：凡大祀丘壇而毀損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壝門減二等。若棄毀大祀神御之物者，杖娛樂城註冊送紅利一百，徒三年。遺失及誤毀者，各減三等。天地壇內，縱放家畜作踐，及私種藉田外余地，并奪取藉田禾把者，俱問罪。家畜入官，犯人枷號一個月發落。
滿人入關占領北京后，依然到這里祭祀，《大清會典事例》載：順治元年奏準：圜丘九奏、方澤八奏、太廟六奏、社稷七奏，歷代天子、先師、太歲各六奏，均用平字為樂章佳名。此處所指是祭祀時奏樂的規格，地壇僅次于天壇，為八奏，顯然高于社稷壇的七奏和太廟的六奏。此處所說的以平字為樂章名，《大清祭典事例》中有如下辯白：郊廟樂章，累朝各取嘉名，以明一代之制。除漢魏曲名不可枚舉外，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寧，元宗廟用寧、郊社用成，前明用和。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改用平字。
清朝在地壇吹奏的平字樂章既有音樂也有歌詞，《清朝文獻通考》載有多段康熙十六年定的歌詞，分為中平之章、廣平之章、咸平之章、壽平之章等八段，此后還有皇帝還宮導迎樂奏祐平之章，想來這是尾聲。此中平之章的詞為：吉蠲兮，玉宇開；薰風兮，自南來。鳳馭紛兮，后先；岳瀆藹兮，徘徊。肅展禮兮，報功；沛靈澤兮，九垓。
當然，清朝的祭祀已經與明朝有較大區別，最大的變更是皇祇室內供奉的牌位差異了。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載：地壇在安穩門外北郊。按《春明夢余錄》，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本朝因之，重加繕治，乾隆十六年又修。每年夏至大祀地于方澤，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高宗純皇帝、仁宗睿皇帝以配。
到了晚清民國期間，祭天地的隆重儀式已不復存，地壇一帶漸漸荒蕪起來，成為妓女會合之地。《北平風俗類征》所載《京都竹枝詞》注中稱：妓之至賤者如金魚池、青廠、四里園東、地壇夾道等處，皆曰跑窯子。
民國時為發展國民德智體改造為京兆公園
民國十四年（1925），京兆尹薛篤弼將地壇改造為京兆公園，對于改造的理由，《京兆公園記錄》一文談到緣起時稱：世界文明各國，入其都市，凡交通衛生市政種種設施，無不應有盡有；關于養成國民德育智育體育之事，尤再三致意焉。而公園亦其一端也。
想要發展國民的德智體，從國外的hy娛樂城登入經驗看，公園是一種教育方式，為此，他們想到了已經廢棄的地壇：安穩門外地壇，在昔實為方澤，地勢遼闊，樹木叢深，自然之公園也。爰請于內務部，辟作公園。
對于籌備過程，《記錄》一文寫道：民國十四乙丑年春解梁薛公來尹京兆，因京兆素稱首善之區，而文明設施機關，尚未發達，是故有京兆公園之設。惟此建置地點及經費，均為先決疑問，適安穩門外地壇舊址，比年廢置，久經荒圮，爰請于內務部，將該地撥歸京兆，辟為公園，并由財交兩部及其他各機關捐助款項；一面委許君廷杰、王君樹槐等為籌備主任，另由主任聘籌備員若干人助理，著手籌備。
這里明確點到薛篤弼做北京市長時，看到地壇荒棄已久，于是向內務部請示撥給北京市管轄，同時組成籌備組來專門張羅此事。當時的地壇占地面積很大，若全面開工整修破費太大，于是他們分為四期進行開闢：惟是園地面遼闊，此中建筑修理之處過多，約分四期進行。平墊馬路，栽植柏墻，建筑公眾體育場，為第一期；畫地為圖，布成世界園，為第二期；建筑共和亭，成立通俗圖書館，為第三期；添設各處亭臺，開辟途徑，裝置電燈，涂粉墻壁，為第四期。時經三月之久，費款壹萬六千余元之巨，煞費經營，始具規模。
該策劃的第三期中，已經盤算在地壇內開設通俗圖書館。假如新起一座建筑破費太大，為此，地壇公園借用舊室作為通俗圖書館開辦地。《記錄》一文談到了用哪座建筑來做圖書館：通俗圖書館，即皇祇室之舊址。比年廢置久經荒圮，薛公惜之，爰欲化無用為有用，乃興工庀材，葺而新之，改設為圖書館。
原先供奉天子牌位的皇祇室變成了圖書館
皇祇室原先供奉著清代天子的牌位，而今變成了圖書館，為了烘托氛氣：館中四壁，滿張通俗教育畫、地圖、節省圖、衛生圖，使游人得知教育之有長處，衛生之宜講求。旁設木閣，裝庋通俗教育叢書，中設桌椅，為閱報處，再利用原有之石桌，為閱書處，游人可隨便披閱，以增知識；館外墻壁上有勤健治家，孝弟立身八字，內面墻壁亦有為善最樂，唸書便佳八字。
圖書館除了占用皇祇室外，他們還利用祭壇來做說書場地：因時有說書，利用原有之壇址，在圖書館外面，改為露天說書臺。上有高竿，懸國旗，周邊設聽者座位，可容數百人，并備有留聲機，任各界名流隨時說書，以灌輸平民知識。
這座圖書館開辦得很正式，由於他們還規定了《通俗圖書館規矩》：
本館為增進市民平凡知識起見，特設通俗圖書館，俾市民隨便閱覽。
館內專派工役一人，控制各種圖書，閱覽人欲閱何種圖書，可向其取閱，但不得同時并取；閱覽人將所取圖書閱畢，須仍放原處，不得任意拋置；閱覽人不得將圖書隨意攜出，致他人不得取閱；閱覽時間不得抽煙，及談笑喧嘩；閱覽人不得隨意吐痰；閱覽時間：每天自早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縱然進行簡樸的改建，也需要不少費用，薛篤弼在給內務總長的呈函中附上改建京兆公園及開辦通俗圖書館的費用明細，其前幾條為：
一、收京漢鐵路控制局楊局長慕時捐助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二千元；二、收財政部兩次撥發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津貼費，共洋一萬八千元；三、收交通部助撥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一萬二千元；四、收由張殿愷私藏軍火一案捐助款內撥給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六千元。
這些加起來總共接收了三萬八千大洋，仍然不夠用，薛篤弼繼續想設法。此后京漢鐵路控制局楊慕時捐錢一千二百大洋，財政部兩次撥來津貼款三千大洋，張殿愷捐助三千大洋，這些錢款指定用來建造通俗教育館。該教育館包含有一些體育設備，同時也包含有通俗圖書館。
建造通俗教育館的費用都是薛篤弼私家拉來的捐助，《京兆公園司事給工務局的呈函》中寫道：民國十三年，薛公子良來長京兆，為保留古跡，振興文化計，乃呈準前內務部，將該壇借歸京兆。一面以私家名義募款一萬三千余元，斬荊辟荒，創作公園。經營八月之久，始告厥成。內部之建置，如世界地圖園、五族共和亭、公眾體育場、知樂園、說書臺、圖書館、有秋亭、教稼亭，并古今中外偉人圖說讜語格言，滿目琳瑯，莫不于教育文化有關，尤能建議人民愛國自強觀念，各界人士交口稱頌。
社會動蕩時，市民公園雕零，成為軍隊駐扎之地
京兆公園建成后，對大眾發售門票，那時平凡門票每張售價銅元6枚，每年所收門票費用不足以抵維護費用，好在那時的財政廳按月撥發費用，使該園得以正常開辦。到了軍閥佔有期間，公園成為駐軍之地，里面的一些固定資產被破壞，撥放費用來歷驟減：迨前歲，近畿戰起，直魯軍暨奉軍往來竟以本園為駐屯之所。全部建設暨家具、文件悉被摧殘。戰事平定之后，尹署因庫帑奇絀，不惟不能籌款修理，且將原定經費每月減為一百二十元，暫時費則予刪除。減費之后仍未能按時發放，平均算計每月只能領得三成左右，合洋不及四十元。而往來部隊常川駐扎，兩年以來，蹂躪殆盡，目前駐園者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后方醫院。
公園被軍隊占用后，因無人維修，包含有皇祇室在內的建筑，均出現了破損，《北平市壇廟查訪教導》在談到地壇時的狀況說：地壇在安穩門外。壇內打牲亭、神庫及皇祇室三處皆為第二師干部報告隊占用；打牲亭及皇祇室瓦頂已壞，木柴糟朽。河北省第四農耕試驗場占用其余房舍及大部土地，專為培植美棉之用。壇內中部為本府創辦之市民公園，外壇西南部為本府之育苗地方。壇為方形，壇北面之石溝岸塌陷，壇內外荒草蔓生。
依照《舊都文物略》所載：民國十三年，改為京兆公園。于外壇辟農耕試驗場，劃歸河北省府控制。公園劃歸北平市政府，改名市民公園。嗣后因時局不靖，公園日就頹廢。原有世界園、草亭等，以常駐兵于內，不加愛護，公園僅存其名。廿二年，市府力圖整頓，擬收回河北省有之農場，歸市管轄，并擬加以擴充整理，點綴風物，以其造成完滿之市民公園。卒以河北省府不允改變管轄，駐軍轉移亦感棘手，以致遷延未辦。目前所謂市民公園，僅存其名而已。
看來京兆公園后來改名為市民公園，后因社會動蕩，市民公園雕零，成為軍隊駐扎之地。民國二十二年（1933），市政府想從軍隊那里收回此園，重新打造成市民公園，但當時的北京已經成為河北省下轄的一個市，相應規劃需要得到省府的批准，同時想讓駐軍移走也非易事。
常逛書市，卻無知有皇祇室
1957年4月，北京市政府對地壇進行了全面整修，將其改為地壇公園。
十幾年前，這里開始舉辦地壇書市，每屆書市長達十幾天，于是這里成為愛書人的聚集之地，而我幾乎每屆書市都趕來湊熱烈。書市的舉辦方式，是由各家出版社及圖書公司在公園的空曠內搭起大棚，為了避免陰礙古樹，這些大棚搭得盤曲蜿蜒，若想把每個攤位都轉到，沒有深厚的腳力基本無法做到。
書市吸引人的理由，在于當時沒有發達的網購，信息也不通暢暢。一些出版社的庫存書在壓了許多年后都被翻出來擺到書市上。這些書往往較為技術冷僻，愛書人也無知道從哪里買到它們，書市給交易兩方都提供了時機。
我記得在某屆書市上，在一個攤位上看到了葉昌熾《語石》匯校本，此書發行量少少，而我找了長年。那時攤位上擺著多本，于是頗為激動地選了一本品相上佳者，工作人員卻通知我說，這批書已經賣出去了，買主正在挑其他的書，所以沒拿走。一樣的書買多本，真是豈有此理。我跟工作人員說自己只買一本，工作人員正在為難間，我的身后響起了一句是韋先生，可以賣一本。回頭一看，本來是愛書人胡同先生。他笑著說，這本書市場上多人在找，未承想這里有一摞，于是他就包圓了。
諸如此類的奇遇，在地壇書市還發作過很多，故這里成為愛書人的雅聚之地。今日想起來，應當是延續了當年京兆圖書館的書香。后來地壇書市停辦數年，上年重啟，是令人欣喜之事。
失望的是，那個時段我并無知道皇祇室是通俗圖書館的開辦地，何況每次的注意力都盯著攤位上的書，我甚至連皇祇室都沒去過。
腦海中想象到當年書架的擺列方式
2024年4月9日，我曾特意打車前去該地。由於那里一向難以泊車，我提前做了作業，知道皇祇室距南門不遠。
地壇公園門票2元，這是我所知道的北京最便宜的公園。進入南門，迎面便是一堵紅墻，從示動機中得知，實在這里便是皇祇室的院落，只是院門沒有開在這個方位。我沿著逆時針轉到了該院落的北門，此門正對著壇院，兩者之間相隔不到五米，我盤算拉遠點間隔盡量拍全門口，剛退到壇院門前，就聽到旁邊一個小房子里面傳出聲音：門票5元。本來登上地壇要另有買票。我跟工作人員辯白說等我拍完皇祇室再來買票。
或許是為了與祭壇相對，皇祇大殿跟其他的正殿坐落方式正好相反：坐南面北。該院落呈正方形，只是在南側有一幢大殿。大殿的門固然開著，但門口設有鐵柵欄，上面掛著銘牌說，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殿堂暫停開放。無奈，只好在門前端著相機向里面的三面拍照。里面安放著一些展品架，已經看不到圖書，但我的腦海中卻展現出了當年的情境，我甚至可以感到到當年書架的擺列方式，這真是一種神奇的存在。
轉到院落的后方探看，沒有看到其他建筑。院中安放著皇祇室的介紹牌，上面談到了這里曾經開辦通俗圖書館之事。看到這句介紹頗感暖和。
而后走出院門，花5元錢進入壇院。依照紀錄，這里曾經是圖書館搞活動和說書的場所。壇院有兩層門，可以直登壇頂，但上面只安放著一個仿古的大鼎，余外空無一物。地面上有成對的凹槽，不清楚當年的用途。
我從壇院北側門走出，在這里看到一些痛快的人群，但未能看到當年嘉靖皇帝從南邊移來的特殊品種的竹子。想來竹子生命頑強，無知道它們躲藏到了哪個角落。我在公園兜了半圈，未能找到其他舊跡。
方澤壇的建筑多，以方壇和皇祇室最為主要
京兆公園即北京的地壇公園，地壇公園原名方澤壇，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孫承澤的《春明夢余錄地壇》紀錄了建筑原由：那時朝中商討祭祀之事，禮臣夏言上奏說應當分祭天地，此乃古制。那時王汝娛樂城app註冊梅、霍韜等強烈反對夏言的發起，皇帝很氣憤，嚴加斥責兩人，再次強調自己的禮法說，于是就在安穩門外建起了方澤壇。
為了建方澤壇，朝廷可謂大興土木。皇帝要求用紅黃玉來做祭天用的玉爵，戶部到處尋覓，卻找不到這樣的玉材，只好拿了一些紅瑪瑙等石給皇帝看。皇帝說可以臨時取代採用，但最后還是要找到真的紅黃玉。大臣向皇帝辯白說，內地所有的玉石大多出自西域以及藩屬國進貢，但都沒有紅黃兩色，不過可以想設法到邊疆等地高價尋訪。
嘉靖皇帝對這件事很頑固，至嘉靖十五年（1536），他命戶部去告訴吐魯番入供，但當地也未能找到。原任回回館通事撒文秀上奏說：二玉產在阿丹，去吐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為雌雄，有時自鳴。請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赍重貨往購之，二玉將必可得。（《明世宗實錄》）皇帝命撒文秀前去邊地訪求。
為了豐富方澤壇內的景緻，皇帝派人到浙江移栽了一些特殊品種的竹子。途經一年多的建設，方澤壇于嘉靖十年（1531）四月建成。對于其細節及配房，從《續文獻通考郊社五》紀錄來看，方澤壇的建筑雖多，但以方壇和皇祇室最為主要。皇祇室是供奉太祖朱元璋牌位的場所，每年到舉辦祭祀活動時，禮部等官員都會從皇祇室內請出太祖牌位，擺放在方澤壇上，祭祀完畢后再奉回皇祇室。
嘉靖十三年（1534），皇帝下令將圜丘定名為天壇，方澤壇定名為地壇。此時夏言已升為禮部尚書，他說圜丘和方澤本是法象定名，最好不要輕易更名，但為了省事，平時可稱為天壇、地壇，正式祭天的文書仍稱圜丘和方澤壇。自此之后，直至今天，人們一直稱方澤壇為地壇。
地壇一帶地理隨朝代更替而變化
地壇建成后，這一帶成為皇家禁地，凡是對此地有所損壞者，都會被判罪。《大明會典法規六》載：凡大祀丘壇而毀損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壝門減二等。若棄毀大祀神御之物者，杖一百，徒三年。遺失及誤毀者，各減三等。天地壇內，縱放家畜作踐，及私種藉田外余地，并奪取藉田禾把者，俱問罪。家畜入官，犯人枷號一個月發落。
滿人入關占領北京后，依然到這里祭祀，《大清會典事例》載：順治元年奏準：圜丘九奏、方澤八奏、太廟六奏、社稷七奏，歷代天子、先師、太歲各六奏，均用平字為樂章佳名。此處所指是祭祀時奏樂的規格，地壇僅次于天壇，為八奏，顯然高于社稷壇的七奏和太廟的六奏。此處所說的以平字為樂章名，《大清祭典事例》中有如下辯白：郊廟樂章，累朝各取嘉名，以明一代之制。除漢魏曲名不可枚舉外，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寧，元宗廟用寧、郊社用成，前明用和。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改用平字。
清朝在地壇吹奏的平字樂章既有音樂也有歌詞，《清朝文獻通考》載有多段康熙十六年定的歌詞，分為中平之章、廣平之章、咸平之章、壽平之章等八段，此后還有皇帝還宮導迎樂奏祐平之章，想來這是尾聲。此中平之章的詞為：吉蠲兮，玉宇開；薰風兮，自南來。鳳馭紛兮，后先；岳瀆藹兮，徘徊。肅展禮兮，報功；沛靈澤兮，九垓。
當然，清朝的祭祀已經與明朝有較大區別，最大的變更是皇祇室內供奉的牌位差異了。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載：地壇在安穩門外北郊。按《春明夢余錄》，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本朝因之，重加繕治，乾隆十六年又修。每年夏至大祀地于方澤，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高宗純皇帝、仁宗睿皇帝以配。
到了晚清民國期間，祭天地的隆重儀式已不復存，地壇一帶漸漸荒蕪起來，成為妓女會合之地。《北平風俗類征》所載《京都竹枝詞》注中稱：妓之至賤者如金魚池、青廠、四里園東、地壇夾道等處，皆曰跑窯子。
民國時為發展國民德智體改造為京兆公園
民國十四年（1925），京兆尹薛篤弼將地壇改造為博弈體驗金京兆公園，對于改造的理由，《京兆公園記錄》一文談到緣起時稱：世界文明各國，入其都市，凡交通衛生市政種種設施，無不應有盡有；關于養成國民德育智育體育之事，尤再三致意焉。而公園亦其一端也。
想要發展國民的德智體，從國外的經驗看，公園是一種教育方式，為此，他們想到了已經廢棄的地壇：安穩門外地壇，在昔實為方澤，地勢遼闊，樹木叢深，自然之公園也。爰請于內務部，辟作公園。
對于籌備過程，《記錄》一文寫道：民國十四乙丑年春解梁薛公來尹京兆，因京兆素稱首善之區，而文明設施機關，尚未發達，是故有京兆公園之設。惟此建置地點及經費，均為先決疑問，適安穩門外地壇舊址，比年廢置，久經荒圮，爰請于內務部，將該地撥歸京兆，辟為公園，并由財交兩部及其他各機關捐助款項；一面委許君廷杰、王君樹槐等為籌備主任，另由主任聘籌備員若干人助理，著手籌備。
這里明確點到薛篤弼做北京市長時，看到地壇荒棄已久，于是向內務部請示撥給北京市管轄，同時組成籌備組來專門張羅此事。當時的地壇占地面積很大，若全面開工整修破費太大，于是他們分為四期進行開闢：惟是園地面遼闊，此中建筑修理之處過多，約分四期進行。平墊馬路，栽植柏墻，建筑公眾體育場，為第一期；畫地為圖，布成世界園，為第二期；建筑共和亭，成立通俗圖書館，為第三期；添設各處亭臺，開辟途徑，裝置電燈，涂粉墻壁，為第四期。時經三月之久，費款壹萬六千余元之巨，煞費經營，始具規模。
該策劃的第三期中，已經盤算在地壇內開設通俗圖書館。假如新起一座建筑破費太大，為此，地壇公園借用舊室作為通俗圖書館開辦地。《記錄》一文談到了用哪座建筑來做圖書館：通俗圖書館，即皇祇室之舊址。比年廢置久經荒圮，薛公惜之，爰欲化無用為有用，乃興工庀材，葺而新之，改設為圖書館。
原先供奉天子牌位的皇祇室變成了圖書館
皇祇室原先供奉著清代天子的牌位，而今變成了圖書館，為了烘托氛氣：館中四壁，滿張通俗教育畫、地圖、節省圖、衛生圖，使游人得知教育之有長處，衛生之宜講求。旁設木閣，裝庋通俗教育叢書，中設桌椅，為閱報處，再利用原有之石桌，為閱書處，游人可隨便披閱，以增知識；館外墻壁上有勤健治家，孝弟立身八字，內面墻壁亦有為善最樂，唸書便佳八字。
圖書館除了占用皇祇室外，他們還利用祭壇來做說書場地：因時有說書，利用原有之壇址，在圖書館外面，改為露天說書臺。上有高竿，懸國旗，周邊設聽者座位，可容數百人，并備有留聲機，任各界名流隨時說書，以灌輸平民知識。
這座圖書館開辦得很正式，由於他們還規定了《通俗圖書館規矩》：
本館為增進市民平凡知識起見，特設通俗圖書館，俾市民隨便閱覽。
館內專派工役一人，控制各種圖書，閱覽人欲閱何種圖書，可向其取閱，但不得同時并取；閱覽人將所取圖書閱畢，須仍放原處，不得任意拋置；閱覽人不得將圖書隨意攜出，致他人不得取閱；閱覽時間不得抽煙，及談笑喧嘩；閱覽人不得隨意吐痰；閱覽時間：每天自早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縱然進行簡樸的改建，也需要不少費用，薛篤弼在給內務總長的呈函中附上改建京兆公園及開辦通俗圖書館的費用明細，其前幾條為：
一、收京漢鐵路控制局楊局長慕時捐助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二千元；二、收財政部兩次撥發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津貼費，共洋一萬八千元；三、收交通部助撥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一萬二千元；四、收由張殿愷私藏軍火一案捐助款內撥給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六千元。
這些加起來總共接收了三萬八千大洋，仍然不夠用，薛篤弼繼續想設法。此后京漢鐵路控制局楊慕時捐錢一千二百大洋，財政部兩次撥來津貼款三千大洋，張殿愷捐助三千大洋，這些錢款指定用來建造通俗教育館。該教育館包含有一些體育設備，同時也包含有通俗圖書館。
建造通俗教育館的費用都是薛篤弼私家拉來的捐助，《京兆公園司事給工務局的呈函》中寫道：民國十三年，薛公子良來長京兆，為保留古跡，振興文化計，乃呈準前內務部，將該壇借歸京兆。一面以私家名義募款一萬三千余元，斬荊辟荒，創作公園。經營八月之久，始告厥成。內部之建置，如世界地圖園、五族共和亭、公眾體育場、知樂園、說書臺、圖書館、有秋亭、教稼亭，并古今中外偉人圖說讜語格言，滿目琳瑯，莫不于教育文化有關，尤能建議人民愛國自強觀念，各界人士交口稱頌。
社會動蕩時，市民公園雕零，成為軍隊駐扎之地
京兆公園建成后，對大眾發售門票，那時平凡門票每張售價銅元6枚，每年所收門票費用不足以抵維護費用，好在那時的財政廳按月撥發費用，使該園得以正常開辦。到了軍閥佔有期間，公園成為駐軍之地，里面的一些固定資產被破壞，撥放費用來歷驟減：迨前歲，近畿戰起，直魯軍暨奉軍往來竟以本園為駐屯之所。全部建設暨家具、文件悉被摧殘。戰賭場娛樂城比賽成績分析事平定之后，尹署因庫帑奇絀，不惟不能籌款修理，且將原定經費每月減為一百二十元，暫時費則予刪除。減費之后仍未能按時發放，平均算計每月只能領得三成左右，合洋不及四十元。而往來部隊常川駐扎，兩年以來，蹂躪殆盡，目前駐園者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后方醫院。
公園被軍隊占用后，因無人維修，包含有皇祇室在內的建筑，均出現了破損，《北平市壇廟查訪教導》在談到地壇時的狀況說：地壇在安穩門外。壇內打牲亭、神庫及皇祇室三處皆為第二師干部報告隊占用；打牲亭及皇祇室瓦頂已壞，木柴糟朽。河北省第四農耕試驗場占用其余房舍及大部土地，專為培植美棉之用。壇內中部為本府創辦之市民公園，外壇西南部為本府之育苗地方。壇為方形，壇北面之石溝岸塌陷，壇內外荒草蔓生。
依照《舊都文物略》所載：民國十三年，改為京兆公園。于外壇辟農耕試驗場，劃歸河北省府控制。公園劃歸北平市政府，改名市民公園。嗣后因時局不靖，公園日就頹廢。原有世界園、草亭等，以常駐兵于內，不加愛護，公園僅存其名。廿二年，市府力圖整頓，擬收回河北省有之農場，歸市管轄，并擬加以擴充整理，點綴風物，以其造成完滿之市民公園。卒以河北省府不允改變管轄，駐軍轉移亦感棘手，以致遷延未辦。目前所謂市民公園，僅存其名而已。
看來京兆公園后來改名為市民公園，后因社會動蕩，市民公園雕零，成為軍隊駐扎之地。民國二十二年（1933），市政府想從軍隊那里收回此園，重新打造成市民公園，但當時的北京已經成為河北省下轄的一個市，相應規劃需要得到省府的批准，同時想讓駐軍移走也非易事。
常逛書市，卻無知有皇祇室
1957年4月，北京市政府對地壇進行了全面整修，將其改為地壇公園。
十幾年前，這里開始舉辦地壇書市，每屆書市長達十幾天，于是這里成為愛書人的聚集之地，而我幾乎每屆書市都趕來湊熱烈。書市的舉辦方式，是由各家出版社及圖書公司在公園的空曠內搭起大棚，為了避免陰礙古樹，這些大棚搭得盤曲蜿蜒，若想把每個攤位都轉到，沒有深厚的腳力基本無法做到。
書市吸引人的理由，在于當時沒有發達的網購，信息也不通暢暢。一些出版社的庫存書在壓了許多年后都被翻出來擺到書市上。這些書往往較為技術冷僻，愛書人也無知道從哪里買到它們，書市給交易兩方都提供了時機。
我記得在某屆書市上，在一個攤位上看到了葉昌熾《語石》匯校本，此書發行量少少，而我找了長年。那時攤位上擺著多本，于是頗為激動地選了一本品相上佳者，工作人員卻通知我說，這批書已經賣出去了，買主正在挑其他的書，所以沒拿走。一樣的書買多本，真是豈有此理。我跟工作人員說自己只買一本，工作人員正在為難間，我的身后響起了一句是韋先生，可以賣一本。回頭一看，本來是愛書人胡同先生。他笑著說，這本書市場上多人在找，未承想這里有一摞，于是他就包圓了。
諸如此類的奇遇，在地壇書市還發作過很多，故這里成為愛書人的雅聚之地。今日想起來，應當是延續了當年京兆圖書館的書香。后來地壇書市停辦數年，上年重啟，是令人欣喜之事。
失望的是，那個時段我并無知道皇祇室是通俗圖書館的開辦地，何況每次的注意力都盯著攤位上的書，我甚至連皇祇室都沒去過。
腦海中想象到當年書架的擺列方式
2024年4月9日，我曾特意打車前去該地。由於那里一向難以泊車，我提前做了作業，知道皇祇室距南門不遠。
地壇公園門票2元，這是我所知道的北京最便宜的公園。進入南門，迎面便是一堵紅墻，從示動機中得知，實在這里便是皇祇室的院落，只是院門沒有開在這個方位。我沿著逆時針轉到了該院落的北門，此門正對著壇院，兩者之間相隔不到五米，我盤算拉遠點間隔盡量拍全門口，剛退到壇院門前，就聽到旁邊一個小房子里面傳出聲音：門票5元。本來登上地壇要另有買票。我跟工作人員辯白說等我拍完皇祇室再來買票。
或許是為了與祭壇相對，皇祇大殿跟其他的正殿坐落方式正好相反：坐南面北。該院落呈正方形，只是在南側有一幢大殿。大殿的門固然開著，但門口設有鐵柵欄，上面掛著銘牌說，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殿堂暫停開放。無奈，只好在門前端著相機向里面的三面拍照。里面安放著一些展品架，已經看不到圖書，但我的腦海中卻展現出了當年的情境，我甚至可以感到到當年書架的擺列方式，這真是一種神奇的存在。
轉到院落的后方探看，沒有看到其他建筑。院中安放著皇祇室的介紹牌，上面談到了這里曾經開辦通俗圖書館之事。看到這句介紹頗感暖和。
而后走出院門，花5元錢進入壇院。依照紀錄，這里曾經是圖書館搞活動和說書的場所。壇院有兩層門，可以直登壇頂，但上面只安放著一個仿古的大鼎，余外空無一物。地面上有成對的凹槽，不清楚當年的用途。
我從壇院北側門走出，在這里看到一些痛快的人群，但未能看到當年嘉靖皇帝從南邊移來的特殊品種的竹子。想來竹子生命頑強，無知道它們躲藏到了哪個角落。我在公園兜了半圈，未能找到其他舊跡。
